Thanks to Disney - 多面向的人

Disney 帶來了全球性的美麗想像，讓我不禁想起Tomlinson的全球現代性(global modernity)美好遠景，認為國際間各個市民社會，人民被禁錮在國族/國家的單邊主義(Unilateralism)思維裡，全球性文化透過傳播科技將多元文化帶進全世界許多家庭，於是人民透過「文化脫勾」(cultural disembedding)或去疆域化(deterritorialization)的途徑達成文化混雜(Cultural Hybridization)，跳脫既有的價值與文化視界(horizon)，進而凝聚跨國界的新型態文化認同。然而，這是否已陷入麥克魯漢式的抽象後設思辨之中，跨國界的文化進駐竟可以視為市民社會的唯一救贖嗎？



全球化的過程不能自外於意識形態霸權與權力關係的運作，跨國媒體集團秉持的消費主義至上心態，其中的利潤邏輯是不能忽視不論的。Disney 將符號商品化的童話故事以動畫型式在電影媒介中傳散，主流價值的總體套裝文化(total cultural package)不斷輸出，為了避免外來文化造成的文化折價(cultural discounting)，採用全球在地化(glocalization)策略形塑更高的文化接近性(cultural proximity)，以一種多邊整合與解合的方式，進行跨國擴張主義(corporate transnationalism)的文化收編與文化宰制。



當Disney將主流價值觀不斷推廣，聲音越趨單一，又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，我自影片中提出的思考方向，提出幾點想法。



一、女性的符號滅絕(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Feminity)

父系霸權結構下的性別化(gendered)經驗被重複放置在劇本當中，女性角色被一再物化(reification)，一種標準身材、精緻臉孔的身體哲學顯得理所當然，女性價值來自男性主導、強迫的既定女性特質，並經由馴服的(domesticated)象徵秩序再現，歸入性階層(stratification of sex)中壞性(bad sex)實踐的低劣位階，Naomi Wolf提出的美貌神話不斷上演，女性主體意識只存在瑣碎的敘事結構當中，又或者，根本不存在。



二、族群的社會烙印(Social Stigma)

再現族群的策略是為了鞏固既有的白人種族中心主義(white ethnocentrism)支配關係，以進退維谷結構(double-bind structure)建構邊緣族群的低劣性(inferiority)，將非我族類他者化(otherization)客體化處理。手段或邊緣化(marginality)，低劣他者被放逐至文本邊緣處，刻意忽略或輕描淡寫；或突顯差異，特定族群遭到諸多負面刻板印象的集體烙印(stigmatization)，成為主流價值體系外的偏差行為者；或強調同化(assimilation)，試圖以極其有限的成功案例宣稱種族偏見與歧視已不復存在，進一步從事制度、意識形態的收編，使特定族群重新建立污名化認同(stigmatization identity)，穩固優越我者地位。



三、歷史與文化的扭曲(distortion)

歷史訊息與本土文化被盜獵(poaching)並翻轉，透過去地化(delocalization)及再地化(relocalization)的策略，以瑣碎片斷的事實進行再建構並接合自我論述，呈現出融合(fusion)而非混合的影像觀點，轉換的過程中，文本論域哪些是外來的部分，哪些又是本土的部分已經模糊不清了。對今日華語地區兒童提及花木蘭，他們想到的不再是北方壯闊氣息的木蘭詩，而是可笑滑稽又會噴火的木鬚龍；對印地安兒童提及歐洲的殖民者，他們想到的不是毀滅性的屠殺與災難，而是Pocahontas與 John Smith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。屬於歷史的歷史、屬於在地文化的在地文化，在夢幻的童話仙境中消長後逐漸式微。



四、加速兒童社會化(socialization)

在今日極度消費媒介的時代，媒介儼然成為一個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化場域，電影也絕對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，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(Social Learning Theory)提及，學習不僅發生在直接的社會化經驗，更發生在替代性的社會化情境當中；Krugman的低涉入感理論(Low Involvement Theory)與Gerbner的涵化(Cultivation)都提到，重複的暴露會帶來效果，而且效果非是立即並顯著的，而是潛移默化的長期的效果，兒童長期觀看Disney，除了導致預期社會化(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)的跳躍，並飛快地、毫不設防地將公式化的社會化行為意象建構成一元線性的預鑄經驗(prefabricated experience)。



或許，Disney王國本就該以營利目標的企業集團自居，在叢林法則中遵循著運行不輟的市場邏輯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必須套用商業運作的「理性」思維，評估其是否履行相當的企業倫理，她以動畫電影為媒介壟斷了意義詮釋權，不管是對性別、族群、文化的收編與宰制，或是將兒童對社會的無限想像框限在僵化的一元思維，在對與錯之間，絕對存在著極大的思考空間，國際間對於文化販賣與文化汙染也有所警覺，2005年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議(WSIS)當中，各會員國簽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的文化多樣性公約(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)，確立了「文化免議」(Cultural Exception)的精神，達成了不該將文化相關產業視為商業的共識。



自由多元主義(liberal pluralism)正當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文化傾銷，大眾文化的偽個體化與標準化，壓抑了個人的自主性發展，文化工業創造文化商品化(commodification)販賣文化罐頭，造成權威崇拜、主體性喪失、人格空洞化，我們是否能夠拒絕成為文化祭品(cultural victim)，試著觀看各式媒介的文本斷裂處，探索其中推移與靜默的交錯結構，並進行自我與他人的再教育，將Marcuse說的單面向的人(one dimensional man)成就為多面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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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生然後綠的海平線 - 語言的再思考

在上周的課程當中看了一些紀錄片，發現不同國家針對同一個議題所拍攝之記錄片，受訪人是以不同的語言來回憶當時的事件，產生的文化聲刺(sound bite)，引發了我對於語言的切換上有一些想法，以沙霍假設的觀點切入。



沙霍假設(Sapir-Whorf hypothesis)中兩個主要闡述的面向，一是認為一個人在思維上的差異、對外在事物的理解與看法，都是受其使用語言的影響，也就是語言決定論(language determinism)；其次，在某個歷史情境中，不同語言的使用，會造成不一樣角度的設想，每個語言帶出的邏輯思考都有所差異，便是語言相對論(language relativism)的概念。



一個歷史事件兩種語言情結，不同的歷史情緒在高漲，畫面完全地切割開來。阿圖塞(Althusser)認為主體性是被召喚(interpellation)的，受訪人的主體意識在日語與閩南語的召喚下，各自追溯相同的一段歷史，卻是相互迥異的歷史思維。從一段日語的的陳述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對大和民族的熱愛及想望，以及被日本政府遺留在台的悲悽，造成的衝擊是一種民族意識上的陌生與拉扯，相當強烈。而後以閩南語的陳述，又將我快速拉回歷史課本上教授的日本殖民的高壓伎倆，那些倭寇在台灣幹盡的勾當。於是我發現，我的主體意識開始在這兩種語言之間不斷擺盪，日警與台警在我身後交錯呼喊。



向語言轉(linguistic turn)原指哲學上將語言重新放在中心位置討論，後也指傳統語言學轉向批判語言學典範，探討語言中權力運作的痕跡。記錄片當中，語言轉換使用的差異，似乎也存在著背後的隱性邏輯─關於語言殖民。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，政府遷台後的國語運動，都以語言為工具試圖達成意識上的集體統合，語言的使用開始區分出位階，運動並且融入民族情緒的激動，以同一套語言思維去感染去驅使擁簇共同的國族意識，語言便是一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(ISA)。



然歷史如此，現今何嘗不是。



相較於過去威權下的語言殖民，今日，在對西方(美國)文化的長久依附下，語言霸權對我們的價值觀也造成影響，曾幾何時，外語與英語已近乎畫上等號，外語能力就是英語能力，台灣人對於英語的學習如同朝聖一般，英語程度優劣也成為個人價值判準的相當前提。於是，當面對西方外來文化，我們的位階不自覺降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塵埃裡，暗自羞愧於對語言的不擅，如此自語言再現的政治觀感，是否已僵化不堪。試問，果真所有社會階層都有必要專精於英文嗎，美髮造型師、麵包烘培師、建築工人、廚師等許多人終其一生會用到的英語都相當有限，可不擅英文這件事，卻順理成章地形成難以突破的自卑感。



不可否認地，學習外語是貼近外國文化、歷史、思考邏輯的好方法，在溝通上也有實質上的幫助。只是，在文化帝國主義(cultural imperialism)的新殖民時代(neo-colonial)，文化溢散如洪水猛獸排山倒海而來，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植栽，我們能否非以外語再殖民(或力昕所說的自我殖民)的方式，不時強化語言再現的相對優劣地位，相反地，進行語言的再思考，跳脫語言支配的工具性價值(instrumental value)，再次反思自身語言的主體性，試著重新呼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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