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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人，特別是男生，從一段感情中失戀之後，就飛快地投入另一段感情來吸引注意。這是一種逃避，不管你上一段感情是被甩的悲傷，還是甩了人的罪惡感，你都要正視它面對它。若不從中得到一點反思，你就會在之後的感情當中複製一樣的模式運行，不會有所改變的。只有親眼看著你的傷口結痂、癒合，這件事才是真的完結。」

郭力昕以這樣的比喻，來描述228的仇恨、南京大屠殺的仇恨，種族與國家之間未解而深刻的傷疤，都埋在文化肌理(texture)的深沉記憶當中，至今這些時代罪人都尚未真正地面對這一些事件，正式地清理、道歉與反思。在這樣偉大的政治脈絡下，你卻占據我的思緒。

三年了，我的傷疤怎麼還隱隱作痛呢？

S問我，能不能再見到你，以一種和緩的心情、不帶情緒起伏的方式跟你聊著過去和未來的事，我說我沒辦法，至今，就算只是見到你的背影，我依舊乾嘔不已，全身的細胞都一下子顫動起來，只迫切想遠遠地遠遠地往反方向撤離。S說我人已經到了河的對岸，卻還把船扛在身上。船上滿載的水一下翻了出來，許久了，我又一次因為你而哭得不成人形。

心中滿是驚懼，究竟，傷口該怎麼結痂、怎麼癒合？什麼樣的取徑才是正視這段感情的具體實踐，什麼樣的自覺才是確切地對傷痕進行清洗，我絲毫沒有頭緒。

三年前，你的一通電話把我們的記憶碎裂至好幾個象限，我冷靜地回到圖書館準備隔天第一個期中考，圖書館裡滿滿的人，不間斷的腳步聲此起彼落，關關雎鳩、在河之洲，詩經的世界承載了我的有所為有所不為，亙古的情愫糾結在眼皮之下，一滴眼淚都沒有落下。

斷裂的縫隙是一派荒蕪的思想貧瘠地帶，流沙負荷不了身體的重量，一公分、又一公分，沙深及胸的片刻，呼吸便停止了。

遊走在一段又一段的感情邊陲，社團與工作的應接不暇，滾了三年過去了，卻又在原點處碰上了你，原來我走在莫比烏斯帶上，哪也去不了，就算時間把空間拉得好遠好遠。所有的壓力都螫伏在傷口四周，不時化膿、發炎、腫脹，然而處變不驚的習慣，讓痛的感覺徹底鈍化，以一種絕緣的方式自外於世界，過多的情緒都遭到支解，事物扁平的像一張紙，沒有凹凸的區別。

S說，找到你，我會知道該怎麼做。我並不清楚這一段尋找自我的旅程該怎麼開始，該怎麼完結。但待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我便會出發。

朝著你的方向，我的聖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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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加工廠」─ 自「扁平化」生產的歷史縱深

時間進入了後現代，一種拼貼、擬像、混雜的意義詮釋走向，Baudrillard認為空間已然內爆(implosion)，各種象限的崩潰解體，秩序陷入混亂，文化與歷史徒存平面感，思考的深度也完全斷裂，歷史的延續感消散，導致主體破碎的零散個體不斷游走在時間維度消解的永久當下。Jameson說剝洋蔥，層層之後一無所有。

加工廠宛如後現代過渡中的幽靈空間，以極端沉寂的言說型式將過去的潛在的歷史時空與現在構連，兩名婦人每每直視鏡頭的控訴眼神，都讓人感受到對本體安全感的巨大壓迫，尤其當我們穿上歷史的「成衣」，既存的認知結構慢慢剝離，置入文本意圖進行的歷史重建，反身性思維不斷釋放、介入、突破，有好幾回，記憶與過去交錯並開始息息相關。

工廠的時空文化觀點引領我們，探究被懸置的台灣當年工業轉型下遭到現代化清洗的輕工業，工具理性、科技理性的全球氛圍迅速擴展到世界各個角落，一波又一波的攻勢讓人措手不及，在完全適應並崇拜不已的拜物邏輯之下，女工們與裁縫機竟成為歷史軌跡中的一脈荒蕪景象，陳界仁試圖以一種實驗手法進入問題意識的影像語言，爭取歷史語境的基本存在，無聲的質問越發強烈，抗拒遺忘的意識拒絕妥協。

史觀是鬥爭來的，陳界仁說。

沒有一段歷史應該被合理化放置在邊緣，解決困境的方式或以推翻、翻轉、再述，重新建構全面的歷史性理解，打破「共時性現在」的表徵幻覺。然而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思考歷程，而是一個長久的、未能間斷的全神貫注下的具體實踐，或許，也是文化扁平化、歷史斷裂、主體消逝的後現代中的一個辯證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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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 to Disney - 多面向的人

Disney 帶來了全球性的美麗想像，讓我不禁想起Tomlinson的全球現代性(global modernity)美好遠景，認為國際間各個市民社會，人民被禁錮在國族/國家的單邊主義(Unilateralism)思維裡，全球性文化透過傳播科技將多元文化帶進全世界許多家庭，於是人民透過「文化脫勾」(cultural disembedding)或去疆域化(deterritorialization)的途徑達成文化混雜(Cultural Hybridization)，跳脫既有的價值與文化視界(horizon)，進而凝聚跨國界的新型態文化認同。然而，這是否已陷入麥克魯漢式的抽象後設思辨之中，跨國界的文化進駐竟可以視為市民社會的唯一救贖嗎？



全球化的過程不能自外於意識形態霸權與權力關係的運作，跨國媒體集團秉持的消費主義至上心態，其中的利潤邏輯是不能忽視不論的。Disney 將符號商品化的童話故事以動畫型式在電影媒介中傳散，主流價值的總體套裝文化(total cultural package)不斷輸出，為了避免外來文化造成的文化折價(cultural discounting)，採用全球在地化(glocalization)策略形塑更高的文化接近性(cultural proximity)，以一種多邊整合與解合的方式，進行跨國擴張主義(corporate transnationalism)的文化收編與文化宰制。



當Disney將主流價值觀不斷推廣，聲音越趨單一，又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，我自影片中提出的思考方向，提出幾點想法。



一、女性的符號滅絕(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Feminity)

父系霸權結構下的性別化(gendered)經驗被重複放置在劇本當中，女性角色被一再物化(reification)，一種標準身材、精緻臉孔的身體哲學顯得理所當然，女性價值來自男性主導、強迫的既定女性特質，並經由馴服的(domesticated)象徵秩序再現，歸入性階層(stratification of sex)中壞性(bad sex)實踐的低劣位階，Naomi Wolf提出的美貌神話不斷上演，女性主體意識只存在瑣碎的敘事結構當中，又或者，根本不存在。



二、族群的社會烙印(Social Stigma)

再現族群的策略是為了鞏固既有的白人種族中心主義(white ethnocentrism)支配關係，以進退維谷結構(double-bind structure)建構邊緣族群的低劣性(inferiority)，將非我族類他者化(otherization)客體化處理。手段或邊緣化(marginality)，低劣他者被放逐至文本邊緣處，刻意忽略或輕描淡寫；或突顯差異，特定族群遭到諸多負面刻板印象的集體烙印(stigmatization)，成為主流價值體系外的偏差行為者；或強調同化(assimilation)，試圖以極其有限的成功案例宣稱種族偏見與歧視已不復存在，進一步從事制度、意識形態的收編，使特定族群重新建立污名化認同(stigmatization identity)，穩固優越我者地位。



三、歷史與文化的扭曲(distortion)

歷史訊息與本土文化被盜獵(poaching)並翻轉，透過去地化(delocalization)及再地化(relocalization)的策略，以瑣碎片斷的事實進行再建構並接合自我論述，呈現出融合(fusion)而非混合的影像觀點，轉換的過程中，文本論域哪些是外來的部分，哪些又是本土的部分已經模糊不清了。對今日華語地區兒童提及花木蘭，他們想到的不再是北方壯闊氣息的木蘭詩，而是可笑滑稽又會噴火的木鬚龍；對印地安兒童提及歐洲的殖民者，他們想到的不是毀滅性的屠殺與災難，而是Pocahontas與 John Smith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。屬於歷史的歷史、屬於在地文化的在地文化，在夢幻的童話仙境中消長後逐漸式微。



四、加速兒童社會化(socialization)

在今日極度消費媒介的時代，媒介儼然成為一個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化場域，電影也絕對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，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(Social Learning Theory)提及，學習不僅發生在直接的社會化經驗，更發生在替代性的社會化情境當中；Krugman的低涉入感理論(Low Involvement Theory)與Gerbner的涵化(Cultivation)都提到，重複的暴露會帶來效果，而且效果非是立即並顯著的，而是潛移默化的長期的效果，兒童長期觀看Disney，除了導致預期社會化(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)的跳躍，並飛快地、毫不設防地將公式化的社會化行為意象建構成一元線性的預鑄經驗(prefabricated experience)。



或許，Disney王國本就該以營利目標的企業集團自居，在叢林法則中遵循著運行不輟的市場邏輯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必須套用商業運作的「理性」思維，評估其是否履行相當的企業倫理，她以動畫電影為媒介壟斷了意義詮釋權，不管是對性別、族群、文化的收編與宰制，或是將兒童對社會的無限想像框限在僵化的一元思維，在對與錯之間，絕對存在著極大的思考空間，國際間對於文化販賣與文化汙染也有所警覺，2005年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議(WSIS)當中，各會員國簽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的文化多樣性公約(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)，確立了「文化免議」(Cultural Exception)的精神，達成了不該將文化相關產業視為商業的共識。



自由多元主義(liberal pluralism)正當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文化傾銷，大眾文化的偽個體化與標準化，壓抑了個人的自主性發展，文化工業創造文化商品化(commodification)販賣文化罐頭，造成權威崇拜、主體性喪失、人格空洞化，我們是否能夠拒絕成為文化祭品(cultural victim)，試著觀看各式媒介的文本斷裂處，探索其中推移與靜默的交錯結構，並進行自我與他人的再教育，將Marcuse說的單面向的人(one dimensional man)成就為多面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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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生然後綠的海平線 - 語言的再思考

在上周的課程當中看了一些紀錄片，發現不同國家針對同一個議題所拍攝之記錄片，受訪人是以不同的語言來回憶當時的事件，產生的文化聲刺(sound bite)，引發了我對於語言的切換上有一些想法，以沙霍假設的觀點切入。



沙霍假設(Sapir-Whorf hypothesis)中兩個主要闡述的面向，一是認為一個人在思維上的差異、對外在事物的理解與看法，都是受其使用語言的影響，也就是語言決定論(language determinism)；其次，在某個歷史情境中，不同語言的使用，會造成不一樣角度的設想，每個語言帶出的邏輯思考都有所差異，便是語言相對論(language relativism)的概念。



一個歷史事件兩種語言情結，不同的歷史情緒在高漲，畫面完全地切割開來。阿圖塞(Althusser)認為主體性是被召喚(interpellation)的，受訪人的主體意識在日語與閩南語的召喚下，各自追溯相同的一段歷史，卻是相互迥異的歷史思維。從一段日語的的陳述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對大和民族的熱愛及想望，以及被日本政府遺留在台的悲悽，造成的衝擊是一種民族意識上的陌生與拉扯，相當強烈。而後以閩南語的陳述，又將我快速拉回歷史課本上教授的日本殖民的高壓伎倆，那些倭寇在台灣幹盡的勾當。於是我發現，我的主體意識開始在這兩種語言之間不斷擺盪，日警與台警在我身後交錯呼喊。



向語言轉(linguistic turn)原指哲學上將語言重新放在中心位置討論，後也指傳統語言學轉向批判語言學典範，探討語言中權力運作的痕跡。記錄片當中，語言轉換使用的差異，似乎也存在著背後的隱性邏輯─關於語言殖民。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，政府遷台後的國語運動，都以語言為工具試圖達成意識上的集體統合，語言的使用開始區分出位階，運動並且融入民族情緒的激動，以同一套語言思維去感染去驅使擁簇共同的國族意識，語言便是一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(ISA)。



然歷史如此，現今何嘗不是。



相較於過去威權下的語言殖民，今日，在對西方(美國)文化的長久依附下，語言霸權對我們的價值觀也造成影響，曾幾何時，外語與英語已近乎畫上等號，外語能力就是英語能力，台灣人對於英語的學習如同朝聖一般，英語程度優劣也成為個人價值判準的相當前提。於是，當面對西方外來文化，我們的位階不自覺降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塵埃裡，暗自羞愧於對語言的不擅，如此自語言再現的政治觀感，是否已僵化不堪。試問，果真所有社會階層都有必要專精於英文嗎，美髮造型師、麵包烘培師、建築工人、廚師等許多人終其一生會用到的英語都相當有限，可不擅英文這件事，卻順理成章地形成難以突破的自卑感。



不可否認地，學習外語是貼近外國文化、歷史、思考邏輯的好方法，在溝通上也有實質上的幫助。只是，在文化帝國主義(cultural imperialism)的新殖民時代(neo-colonial)，文化溢散如洪水猛獸排山倒海而來，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植栽，我們能否非以外語再殖民(或力昕所說的自我殖民)的方式，不時強化語言再現的相對優劣地位，相反地，進行語言的再思考，跳脫語言支配的工具性價值(instrumental value)，再次反思自身語言的主體性，試著重新呼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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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團體(Sub-Group)

　　「走開啦，你是同性戀喔！」堂妹對著小堂弟厭惡地說。


　　堂妹小六升國一，每次回嘉義拜訪大伯家，她總是要衝過來伴著我的手的，天真爛漫的樣子著實可愛，聽到她不忌諱地在嬉鬧間，非有惡意地以「同性戀」的符號指涉小堂弟的可愛作為，讓我極為驚惶錯愕。


　　小學的教育環境與人際互動應該是自成一環的，在整個社會的體制運作下，它的侷限性應該是看得見的，即便在小團體中的所有個體都擁有向各級團體發散的基本特性，訊息的傳遞總是有其途徑，但在幼年孩童的思考層級尚處於低階的條件下，對於一個次文化(Sub-Culture)的形象竟然也存在集體意識(collective consciousness)，我想，各種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的基調被迫置入的情形，是值得探究的。


　　流行文化的主流意識滲透的速度就像病毒一樣，因為大眾對於多數人思想的共識傾向於全部買單，這是無庸置疑的，而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的那群人，自然是被劃歸次團體(Sub-Group)─次文化小眾─的層級，但是，次團體如果尚未達到臨界小眾(critical mass)，在優勢市場的發言權輪轉機制之中是幾無任何機會的，他們的聲音出不來大眾聽不見，被廣泛討論的可能性極低。


　　的確，當次團體沒有辦法自己為自己發言時，媒體的「教育」出現了顯著的洗腦效果，閱聽人在不斷接收到「政令」般的重複性訊息轟炸時，常常不疑有它地認為是普遍被接受的價值觀，又次團體與大眾直接對話的可能性低，所以次文化的符號指涉無可厚非地，被媒體所宰制所操弄，例如：原住民講話永遠要在句尾加上的啦，菲傭一定都是瑪麗亞，泰勞是一群失去理性暴動的暴民，外籍新娘假結婚真詐財，同性戀都是娘砲。下面就針對最後一個例子討論。


　　古早的娛樂性節目不管是綜藝節目、戲劇、類戲劇，總是習慣以幾近反串的方式來詮釋同性戀者的角色，因為這樣的呈現是成功讓人發噱的，於是為了戲劇效果，漸漸地同性戀的形象就被定型了。就算是當年的我置身在那樣的環境之中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。但是近年來，同性戀運動開始浮出檯面，其數量也絕對達到臨界小眾的門檻，他們的聲音被聽見，他們的形象轉換進入過渡，幾部電影以此題材敘事都算是為同性戀另一個面貌所背書，我甚至覺得同志文化的符號象徵似乎就要有所改變，當然這一切也都將歸功於媒體歸咎於媒體。


　　當這道曙光越發從幾扇小窗外透進屋來，同性戀的既有形象開始被改寫被承認被接納，可是次團體發聲的途徑及力道仍是被主流意識所狠狠湮沒，時代的移轉跟不上訊息更新的步伐，從古以來根深柢固的印象持續被植栽，次文化依舊被戕害。


　　諾爾紐曼(Noelle-Neumann)的沉默螺旋理論(the spiral of silence)提到，少數意見是不能被表達出來的，當大眾面臨接受少數意見、與社會觀點作對和照單全收多數意見、投奔主流文化的集體意識兩者的選擇，在害怕被主流群體孤立的恐懼之下，會形成意見上的統合。又根據拉查斯菲爾(Lazarsfeld)的兩級傳播理論(The Theory of Two-Step Flow)，這些引領的意見領袖(Opinion Leadership)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與訊息蒐集彙整能力，他們又向下一級的大眾進行訊息傳遞，最後終將造成天花板效應(ceiling effect)。


　　當然我還是抱持著期待的，菁英文化蓬勃發展然後推翻主流文化所形塑的刻板印象(Stereotype)，以魔鬼代言人機制(the devil’s advocate)創造一個由所有群體所共設的意見市場(market of ideas)，不再讓主流文化意見假發言人之名宰制任何次文化的符號指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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