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人生然後綠的海平線 - 語言的再思考

在上周的課程當中看了一些紀錄片，發現不同國家針對同一個議題所拍攝之記錄片，受訪人是以不同的語言來回憶當時的事件，產生的文化聲刺(sound bite)，引發了我對於語言的切換上有一些想法，以沙霍假設的觀點切入。



沙霍假設(Sapir-Whorf hypothesis)中兩個主要闡述的面向，一是認為一個人在思維上的差異、對外在事物的理解與看法，都是受其使用語言的影響，也就是語言決定論(language determinism)；其次，在某個歷史情境中，不同語言的使用，會造成不一樣角度的設想，每個語言帶出的邏輯思考都有所差異，便是語言相對論(language relativism)的概念。



一個歷史事件兩種語言情結，不同的歷史情緒在高漲，畫面完全地切割開來。阿圖塞(Althusser)認為主體性是被召喚(interpellation)的，受訪人的主體意識在日語與閩南語的召喚下，各自追溯相同的一段歷史，卻是相互迥異的歷史思維。從一段日語的的陳述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對大和民族的熱愛及想望，以及被日本政府遺留在台的悲悽，造成的衝擊是一種民族意識上的陌生與拉扯，相當強烈。而後以閩南語的陳述，又將我快速拉回歷史課本上教授的日本殖民的高壓伎倆，那些倭寇在台灣幹盡的勾當。於是我發現，我的主體意識開始在這兩種語言之間不斷擺盪，日警與台警在我身後交錯呼喊。



向語言轉(linguistic turn)原指哲學上將語言重新放在中心位置討論，後也指傳統語言學轉向批判語言學典範，探討語言中權力運作的痕跡。記錄片當中，語言轉換使用的差異，似乎也存在著背後的隱性邏輯─關於語言殖民。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，政府遷台後的國語運動，都以語言為工具試圖達成意識上的集體統合，語言的使用開始區分出位階，運動並且融入民族情緒的激動，以同一套語言思維去感染去驅使擁簇共同的國族意識，語言便是一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(ISA)。



然歷史如此，現今何嘗不是。



相較於過去威權下的語言殖民，今日，在對西方(美國)文化的長久依附下，語言霸權對我們的價值觀也造成影響，曾幾何時，外語與英語已近乎畫上等號，外語能力就是英語能力，台灣人對於英語的學習如同朝聖一般，英語程度優劣也成為個人價值判準的相當前提。於是，當面對西方外來文化，我們的位階不自覺降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塵埃裡，暗自羞愧於對語言的不擅，如此自語言再現的政治觀感，是否已僵化不堪。試問，果真所有社會階層都有必要專精於英文嗎，美髮造型師、麵包烘培師、建築工人、廚師等許多人終其一生會用到的英語都相當有限，可不擅英文這件事，卻順理成章地形成難以突破的自卑感。



不可否認地，學習外語是貼近外國文化、歷史、思考邏輯的好方法，在溝通上也有實質上的幫助。只是，在文化帝國主義(cultural imperialism)的新殖民時代(neo-colonial)，文化溢散如洪水猛獸排山倒海而來，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植栽，我們能否非以外語再殖民(或力昕所說的自我殖民)的方式，不時強化語言再現的相對優劣地位，相反地，進行語言的再思考，跳脫語言支配的工具性價值(instrumental value)，再次反思自身語言的主體性，試著重新呼喚。